针对关浩津因为领受红牌而被广州队开除的结果，我看了发起了一项“民意调查”，结果只有三分之一的网友认为“符合广州队严厉治军风格”，倒是有三分之二认为“没必要，处罚过重”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这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球员，今次的遭遇有点冤。

到底冤不冤呢？关键还要看处罚的依据是什么。广州队这次抬出的规则，是当年还被叫做“广州恒大”时就曾名满天下的“三九队规”，即“九必须”、“九不准”和“九开除”。比如2020年初，当时于汉超由于涂改车牌遭遇到广州交警的行政处罚，随即广州恒大宣布将其开除出队，引用的就是“九开除”中的第九条：“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者，开除。”此举当时也曾引发争议，但考虑到过错行为毕竟已达到被行政拘留15天的严重程度，再加上于汉超很快就在上海申花重新就业，因此争议的声音并不算太响亮。

可是这一次，同情关浩津的人却明显多出了不少。目前看来，广州队对于“九开除”的具体引用，很可能是其中的第八条：“严重违背职业道德者，开除。”可问题在于，在比赛中领受红牌是否就构成了严重违背职业道德？所谓的“九开除”对此并没有列出具体范围或者评判标准，于是规则就变成了一件任由俱乐部及其老板随意拿捏的玩具。

很多体育媒体人都指出，如果这张红牌并非出现在关浩津这类二线球员身上，而是来自于当年的郑智或者如今的韦世豪，俱乐部还会动用“九开除”这样的大杀器吗？答案很不确定，因为标准不清晰。

实际上，自从“三九队规”问世的那一刻，就被不少人视为俱乐部的霸王条款。只不过当年的广州恒大开得起高薪，所以球员们哪怕觉得不公平，也会看在高薪份上默默忍受，导致其中的很多危机长期引而不发。然而时过境迁，随着俱乐部由昔日的无脑慷慨转向如今的长久欠薪，规则自身的不公平终于显得格外刺眼。

对于以关浩津为代表的这批二线球员来说，今年征战亚冠明摆着就是一趟苦差事，非但必定会被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们按在地上反复摩擦，而且还需要担心疫情影响是否会导致自己难以回国。也许，他们一开始就被俱乐部当成了牺牲品。然而更残酷的现实是，即便他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多，但在俱乐部眼中，这依然只是群可以因为一张红牌就肆意丢弃的工具人。

此情此景，相信很容易获得来自普通人的共情。打工者有时也会遭遇来自用人单位的PUA，在《员工手册》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中，同样隐藏着不少类似的“三九队规”。比如有些企业规定“迟到三十分钟就要罚款1000元”，还有些企业会因为“打盹5分钟”就开除工作18年之久的老员工。这样看起来，尽管所涉行业和财富多寡可能存在区别，但在利用规则欺压员工这件事情上，很多老板倒是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。

好在“霸王条款”并非总能横行无忌，以上提到的有些不公，最终还是在法律范畴内得以纠正。在很多劳动争议案件中，法院会认定《员工手册》中那些严重侵犯劳动者利益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，进而判决企业需要为其无依据的开除行为承担高昂代价。要是这样的判决多了，“霸王条款”自然就会少了。

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，类似机制何时能在足球领域发挥作用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那些在足球泡沫时代最热衷于宣传高投入的老板们，等到泡沫散去之后，往往又会变成最会算计员工的一批人。

早在十几年前的上一轮低谷期内，中国足球就很流行“三停”之类的玩法，即俱乐部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球员打入冷宫。如今伴随着中国足坛的普遍欠薪，“三九队规”等新玩法势必大行其道。此种背景下，就需要足协乃至劳动主管部门分别在其行业领域内明确规则的边界，以避免只有俱乐部单方面掌握所有规则的解释权。

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，之所以会去关心关浩津们的命运，其实也不只是出于对具体人员的同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于“三九队规”的警惕。

方正宇/律师